相对而言，西方传统的形上学思想，较注重逻辑和认知的原则，强调共时性的意义和形式与实质的区分。

丧葬与祭祀是对已故的先人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奉献，不是要死者像活人一样享受一切，而是作为一种礼，作为一种教化手段，使民德归厚，使人人具有仁爱之心。在远离住地专门营修独立的庙宇并围有许多附属建筑物，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场，这决非一个氏族甚至一个部落所能拥有的，而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

弃本质而尚形式，是为虚礼。因为神明只出现在这不可言说不可限定的身心并举的狂热的巫术活动本身中，而并非孤立、静止地独立存在于某处。祭祀在当时仍然是人与神沟通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过去祭祀鬼神主要是鬼神能赏善罚恶，支配人的命运，现在柳下惠就对祭祀有了新的解释，认为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利于民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或自然界的事物。并在自己诚敬仁爱之德中，不忍否定一般人所承认的鬼神之存在。在《周礼》中，除以六官之一的春官专掌礼典之外，尤多祭祀之职。

案《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燔黍捭豚，蒉桴而土鼓。《说苑·辩物》中记载孔子回答子贡死人有知无知之间时，很明白地说：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

日本受此影响，在明治二三十年代关注过公德讨论。一曰所行伦理仅以家族为范围。[40]既有社会，则个人与社会交涉必，斯有社会之规则。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这并不合理，也是十年后将此修改为三个领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原因。日本近代的公德主要指公共道德，而这一公德观念被梁启超转移为以启蒙思想为内容，梁启超所推崇的公德重点在爱国利群的政治公民道德，而不是公共道德[9]。

他的论公德文，可以说是对梁启超公德论的回应，并借由此论申发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批判。故不仅梁启超受此影响，而关联到中国问题，马君武亦然。正因为如此，在各种德性中，人们认为公正是最主要的……由于有了这种德性，就能以德性对待他人，而不只是对待自身……在各种德性之中，唯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而最善良的人，不但以德性对待自己，更要以德性对待他人。这一观点应该也是从毛泽东而来的。

关于公德和私德，他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57]，就是说，私德是基础，直接决定公德，一个人公德的厚薄取决于私德的厚薄。这就近于把公德看作国家得以成立的先在条件了。的确，礼仪之邦所标示的正是一种社会的公共文明，所以，不是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公德，而是没有近代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视。

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梁启超在其《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中谈到：边沁以为人生一切行谊其善恶标准于何定乎?曰：使人增长其幸福者谓之善，使人减障其幸福者谓之恶。

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这就是说，革命道德即坚定勇敢、不畏牺牲，属于大德、公德。

按国民道德多就公德而言，故此处所驳梁启超私德说者，并不合理。刘师培论父子之伦，一方面强调慈孝为父子互尽之伦，一方面批评儒家在古代以为父母若存，则为人子者，只当对父母尽伦理，不得对社会、国家尽伦理，有妨公德[31]。七、建国以后对公德的基本认识 由于新中国建立以后，一切都在党和国家领导之下，所以此下我们不再通过个人的阐述，而经由国家宪法和党的文件来考察这个时代对公德私德问题的主张和理解。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国内关注公德问题讨论的时期。1978年在文革后又进行了宪法修改，七八宪法除了在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规定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外，其第五十七条： 公民必须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保守国家机密。最特别的是，公德应是人民大众对国家负责的道德，但在徐特立的讲法中，爱人民的公德成为政府的责任： 爱人民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即凡是人民，都要给以政权、财权、人权之保证。

[11] 这是说，公德和私德是道德统一体的两个外在表现方面，独善其身者是私德，相善其群者是公德。前者是公民道德，后者是公共道德。

从今天来看，1982年宪法所说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更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反映了文G刚刚结束时人们的观念，应该说早已过时。在他看来，农工之人的道德并不是出于道德选择，而是朴素自然地形成的。

那么，这部分道德应叫作什么道德呢? 相对于政治群体要求的道德和社会群体要求的道德，这部分道德显然更多属于个人全面发展的人的道德，在亚里士多德叫作善人品德，在中国文化中叫作君子品德，其内涵包含四个层面，即性情之德、道德之德、伦理之德、理智之德。如《皋陶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谓好学，力行，知耻，所谓戒慎恐惧，所谓致曲，《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身、强恕……凡此之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私人者对于公人而言，谓一个人不与他人交涉之时也)之资格，庶乎备矣。

今之革命党者，于此十六职业，将何所隶属耶?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简择而取之也，循化顺则不得不尔。当然，古时的公德与近代的公德仍有同异。要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育优良品德。家庭美德更应该由文化传统来保障，而不是由政府来规定，政府制定家庭美德，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忽视社会文化传统的习惯路径。

个人道德，用前述西方思想家的讲法，即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如勤学、立志、俭朴、温和，或谦虚、严肃、耐心、慎重等。公德者何?对于社会上之德义是也。

私德既是个人自处的德操，也是个人对待其他个人、处理与其他个人关系的道德，公德则是个人对于群体的道德。先看第一册，刘师培凡例中言：此册所言，不外振励国民之精神，使之奋发兴起。

这里仁就是对待他人的德行。利害既涉于他人，则不得不受社会之节制。

梁启超对公德的倡扬和呼吁直接来自他在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立场和对作为近代日本国家建设的借鉴[14]。这正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他认为，古代典籍之中，《尧典》所言亲九族属家族伦理，平章百姓属社会伦理，此皆施于他人之伦理也;而《尧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与《皋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毅，此对于己身之伦理也。《大学》八条目是功夫，每一功夫阶段并非代表一种道德或德性，虽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似乎是个人功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社会治法，但照《大学》所说，其中道理一贯，不分公私。

就问题来看，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为主的社会，政府并没有必要制定职业道德，社会的每一个行业单位都会有自己的职场要求，适应其自己的需要。二、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说 面对２０世纪初中国近代变革和国家富强的迫切要求，梁启超的公德说(1902年3月10日)是梁启超将近代启蒙思想应用于当时中国政治和道德领域的表现。

那么，是不是1982年以来的几十年间，党和政府对此毫无认识的进步呢?也不是，但它未体现在国家宪法修正案，而是体现在中共的党的决议和文件。在梁启超认为，虽然中国有私德而无公德，但养好私德，可推致公德。

[18] 他指出，中国古代五伦为主的伦理，在家族伦理方面比较完整，但在社会伦理方面只讲朋友，在国家伦理方面只讲君臣，是很不完备的[19]。可见，梁启超所说的群并不是一般的指社群、社会而言，而主要是指国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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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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